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探讨

joebear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这更多是一种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而新常态下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模式应该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依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优化的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核算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即Y=A*f(K,L)，A表示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开放条件下，出口E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源泉。我们来看现有的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首先，我国资本形成比例已经基本达到极限，这使得居民消费占比非常低，2011年为2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同类发展中国家。其次，我国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例已经由1992年的3.42%上升到2012年的11.91%，要维持这个份额已经非常困难。最后，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人口红利在不断下降。因此，过去三十年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唯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是技术A。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是我们现在创新驱动、万众创新的理论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认为要实现今后二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的技术水平将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我们有如下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5%，年均增长3.83%，增速较为平稳且略呈下降趋势。我们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几十万家企业的数据，从构建面板数据、处理资本和投资变量、构建投入和产出价格指数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TFP年均增长3.83%的结论，这与非常权威的Penn World Table数据估计的3.3%年度增长速度非常接近，应该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中国现有的TFP增长情况。
　　第二，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技术进步的速度固然重要，但实现这种技术进步的方式也许更为关键。假设一个经济体由10个企业组成，该经济体要实现10%的技术进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每个企业均有10%的技术进步，这种方式会需要社会不断投入，且瓶颈效应明显，随着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其实现难度也越来越大;另一种方式是每个企业都没有技术进步，但资源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高效率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这同样可以实现整体10%的技术进步。我们对199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进行了分解，将生产率变化分解为企业自身成长和配置效率改善两个部分。发现资源配置的贡献由60%下降到30%，相应的企业自身成长的贡献份额则在不断上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对我国现阶段相关政策的制定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最近十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一直是决策层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是，我们认为现有政策制定对于结构转型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简单而言，经济结构转型是要实现从现有低技术低附加值低效率发展模式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率发展模式升级。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热衷于制定方方面面的产业政策，比如，制定新兴产业目录、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等，希望由政府引导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这种模式试图用不断的加大投入来实现企业或产业的绝对技术进步，达到结构升级的目的。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要维持这种高投入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政府规模会越来越庞大，经济效率也很可能会越来越低。我们认为，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关注市场失灵的同时，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让资源能够在企业间、产业间、区域间自由流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就能够实现由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带来的整体生产率水平提高，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内生增长的关键。我们希望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初步分析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问题。首先，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并没有带来效率提升。根据统计，1991-1995年间，国有企业的退出率为0.9%，几乎没有淘汰机制;而同期私有企业的退出率为11.6%。1998-2007年，国有企业的退出率为13.2%，高于私有企业12%的退出率。同时，相对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最低的，但差距确实在不断缩小。其次，既然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是资源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流动，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改善存在很大的机会成本。从1998年到2007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下降了65.8%，就业人数占比下降了80.4%。但资本存量占比只下降55.6%，降幅要远低于就业和产值比重下降的速度。此外，国有企业人均资本存量上升了625.9%，而同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只上升了293.9%和128.8%。这说明，十余年来，资源不但没有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流动，反而是吸纳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大量的资本形成都由国有企业完成，反映出社会有限的资源更倾向于流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资本深化，很可能会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获得了远远超过其效率对应的应该获得的资源。我们再来看国有企业占有这些资源产生的效率。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为0.32，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为0.23，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要高出43%。
　　我们认为，要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就有必要加强对现有产业政策评估研究，摒弃所有制评价标准，建立效率评价标准，促进制造业发展。市场竞争是能够提高企业效率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比较于前面用全样本制造业企业从TFP的角度分析得到配置效率下降的结论，在所有出口企业样本中，对出口产品质量变化进行分解，我们发现同一时期内资源配置的贡献由30%上升到50%。这表明，在面向国际竞争的出口企业中，存在更强的优胜劣汰效应，资源配置效率更高。我们认为，当国有企业效率明显要低于民营企业时，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也许是造成我国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工业或制造业企业样本。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二产业相对而言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市场竞争氛围，更多的垄断和寻租空间存在于第三产业。而即使在工业领域，国家的政策导向都对国有企业有较大倾斜，降低了整体的投资效率，更不用说国有企业在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强大的话语权和资源获取能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绝对技术水平的增长速度必将越来越慢，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就应该着力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